·万物皆备于我心·
答欧阳崇一
欧阳崇一(公元1496——1554年)，名德，字崇一，号南野，江西泰和人。嘉靖二年(1523年)进士，历任安徽六安知州、翰林院编修、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。王阳明在赣州首倡“致良知”时，欧阳崇一独曰：“此正学也”，其识见异于世儒。常与邹守益、聂豹、罗洪先等讲论，学者甚众，“称南野门人者半天下”。曾在北京灵济宫讲论“致良知”，赴者五千。其学以“吾惟求诸心，心知其为是，即毅然行之”为宗旨，信守师说，其新见在于以阳明“致良知”重新解释《大学》“格物致知”的义旨。着有《欧阳南野先生文集》。
【原文】
崇一来书云：“师云：‘德性之良知，非由于闻见，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识之，则是专求之见闻之末，而已落在第二义。’窃意良知虽不由见闻而有，然学者之知，未尝不由见闻而发。滞于见闻固非，而见闻亦良知之用也。今曰落在第二义，恐为专以见闻为学者而言，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，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。如何?”
良知不由见闻而有，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。故良知不滞于见闻，而亦不离于见闻。孔子云：“吾有知乎哉?无知也。”良知之外，别无知矣。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，是圣人教人第一义。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，则是失却头脑，而已落在第二义矣。近时同志中，盖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说，然其工夫尚多鹘突者，正是欠此一问。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。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，则凡多闻多见，莫非致良知之功。盖日用之间，见闻酬酢，虽千头万绪，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。除却见闻酬酢，亦无良知可致矣。故只是一事。若日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，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。此与专求之见闻之末者虽稍不同，其为未得精一之旨，则一而已。“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识之。”既云“择”，又云“识”，其良知亦未尝不行于其间。但其用意乃专在多闻多见上去择识，则已失却头脑矣。崇一于此等语见得当已分晓，今日之问，正为发明此学，于同志中极有益。但处意未莹，则毫厘千里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。
【译文】
崇一在来信中写道：“先生说‘人的德性良知不倚仗见闻，若说多闻而选择其中的善依从，多见而认识，那是只在见闻的细枝末节上寻求，这就成为次要的问题了。’我以为，良知虽不倚仗见闻而存在，然而，学者的知，未曾不是由于见闻引发的。局限于见闻固然错误，但见闻也是良知的作用。如今，您说见闻是次要的，大概专门是就只以见闻为学问的人而言的，如果已能致良知而在见闻上寻求，这仿佛也是知行合一的工夫。不知这种理解是否正确?”
良知并不是从见闻上产生的，而见闻都是良知的作用。因此，良知不局限于见闻，但也离不开见闻。孔子说：“吾有知乎哉?无知也。”良知以外，再别无他知。所以，致良知是做学问的关键，是圣人教人诲人的第一要义。如今说，只在见闻的细枝末节上寻求，那就失去了主宰，寻求的只是次要问题了。近来，同志们没有不知道致良知的，但他们的工夫仍有许多糊涂之处，正是因为缺少你的这一疑问。这一般而言，学问的功夫关键是要抓住核心问题。若专把致良知看成最关键的事情，那么，多闻多见无不为致良知的功夫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见闻酬酢，虽千头万绪，也无不是良知的作用与流行。离开了见闻酬酢，也就无法致良知了。因此，良知与见闻即为一件事。如果说致良知，并且从见闻上寻求，那么，在语义上把良知见闻看成两件事也就在所难免了。这虽然与只在见闻的细枝末节上寻求良知的人稍有不同，但他们都不理解惟精惟一的宗旨都是类似的。“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。多见而识之”，既然说了“择”与“识”，可见良知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。只是其用意还是在多闻多见上选择、认识，将最关键的东西给失去了。崇一，想必你对这些问题已经知道了，今天的问题，正是为了阐明良知学，相信对同志们有很大的裨益。只是意思表达的不够清楚，为了以防出现差之毫厘、失之千里的情况，也不能不作认真仔细的鉴察。
〔评析〕
“致良知”，其实只是王阳明将《大学》的“致知”与《孟子》的“良知”两个观点结合而来的新命题。在《大学》里，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话被演绎为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”的修养活动，而“格物”是身心修养的首要环节，这与这一时期王阳明初步形成的“心即理”、“知行合一”思想有矛盾。为了解决这一矛盾，他便采取了正名的做法，对“格物”进行了新的解释。他认为《大学》“格物”的格只能当“正”字解，而“物”是心的附属品，不是独立外在的东西，因此格物只是在身心上做，身、心、意、知、物便成了以心为基础的统一体，“致知在格物”便成了“致知在诚意”。在此基础上，阳明先生又认为孟子的“良知”是心之本体，是先天固有的，良知与物无时，人们如果能够使它完全显现出来，便完成了对宇宙的认识，达到了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。因此，王阳明在“格物”的基础上，又进一步倡扬发用人心固有的良知，这就是“致良知”。良知在内，不来源于外，这也是无可非议的。“良知”发自于心，计算亦在心中进行，所谓的计算亦可称之为“心算”。圣人的心算即以良知为根本，以天理为准则。
【原文】
来书云：“师云：‘《系》言何思何虑，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，更无别思别虑耳，非谓无思无虑也。心之本体即是天理，有何可思虑得?学者用功，虽千思万虑，只是要复他本体，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。若安排思索，便是自私用智矣。’学者之蔽，大率非沈空守寂，则安排思索。德辛壬之岁着前一病，近又着后一病。但思索亦是良知发用，并与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?恐认贼作子，惑而不知也。”
“思曰睿，睿作圣。”“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。”思其可少乎?沈空守寂，与安排思索，正是自私用智，其为丧失良知一也。良智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，故良知即是天理，思是良知之发用。若是良知发用之思，则所思莫非天理矣。良知发用之思，自然明白简易，良知亦自能知得。若是私意安排之思，自是纷纭劳扰，良知亦自会分别得。盖思之是非邪正，良知无有不自知者。所以认贼作子，正为致知之学不明，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。
【译文】
来信写道：“先生，您认为《易传·系辞》中讲的何思何虑，它是指所思虑的仅是天理，此外别无他虑，并不是说无思无虑。心的本体即天理，还有什么可思虑的?学者的功夫虽千思万虑，也只是要恢复他的本体，并不是靠私意去安排思考一个什么出来。若去安排思考，也就是自私弄智了。’学者的弊病，多数不是死守空寂，就是去安排思考。我在辛已到壬午期间(明·正德十六年到嘉靖元年，即1521—1522年)犯有前一种毛病，最近又犯有后一种毛病。但是，思考也是良知的作用，它与凭私意去安排的情况有什么区分呢?我忧虑自己认贼作子，因受迷惑而不知道其间的区别。”
“思曰睿，睿作圣”，“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。”可见，思怎么会没有呢?死守空寂与安排思考，正是自私弄智，它们同样都丢弃了良知。良知是天理的昭明灵觉所在，因此，良知就是天理，思是良知的作用。如果思是从良知上产生的，那么，所思的也不过是天理。从良知上产生的思，自然简易明白。良知自然也就能够知道。如果凭私意安排的思，自然是纷纭繁扰，良知自然能够分辨。因而思的是非正邪，良知没有不知道的。之所以会认贼作子，正是由于还不理解致良知的学问，不懂得从良知上去体认、观察。
〔评析〕
“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。”是《孟子·告子上》中的话，意思是说，心的职能是思维，思维就能获得。荀子也说：心，是形体的统帅，是精神的主宰;它是发布命令的机关;它是自我限制，自我指使;自我裁夺，自我求取;自我主动，自我休止。它认为是的就接
